「文姬歸漢圖」係以才女蔡文姬陷胡的坎坷經歷，作為創作軸心的著名史畫。
蔡文姬（西元177年生），原名琰，東漢陳留圉人，父即名儒蔡邕（133－192）。文姬幼承家學，博覽群籍而富才辯，又深諳音律。年十六，嫁河東衛仲道，未及二載，夫死，歸居陳留娘家。獻帝初平二年（191），董卓為禍，天下大亂。文姬遭入侵的羌胡所擄，且被一路挾持北向。（註1）興平年間（194－195），南匈奴左賢王去卑脅迫與她成了親，從此羈留胡地達一十二年，並育下二子。直至曹操當政，因念及與蔡邕舊日的情誼，方遣使攜帶金帛，前往胡中，將文姬贖回。
返鄉後，文姬曾作〈悲憤詩〉二首，一為五言體，另一為楚辭體。其內容，俱在追述當年羈留北地時，藉琴曲以紓解鄉愁的諸多感懷，乃至歸國前夕，辭別親子的矛盾心境。不過，現今在「文姬歸漢圖」上所習見的〈胡笳十八拍〉詩文，卻並非蔡琰親筆。「十八拍」原是古樂府裏琴曲的名稱，所謂「拍」字，實為章、段之意。其音節，係唐玄宗、肅宗時代（712一762），著名的琴工董庭蘭所創。待曲譜問世，方有人據以填入歌詞，使便利於傳唱。（註2）
援引文姬歸漢的故事入畫，據傳也是胎息自唐代的閻立本（7世紀）（註3），惟畫蹟早已不傳。若檢視現今仍然存世的「文姬歸漢圖」，則多數出自南宋畫家之手，或者為元、明畫家仿宋的摹本。其中，時代最早的南宋畫蹟，計有臺北故宮本「文姬歸漢圖」冊、陳居中（13世紀前半）「文姬歸漢圖」軸，和美國波士頓本「文姬歸漢圖」殘卷（已改裝成冊）等三幅。
推究「文姬歸漢」題材之所以特別風行於南宋，殆因紹興十一年（1141），宋金締結和平盟約，雙方暫時中止多年來的征戰，並成功地將高宗生母韋太后迎回，其中還包括徽、欽二宗，以及一干嬪妃的遺骸骨灰。基於這樁重大事件的激盪，宮廷畫家乃頻頻「藉古喻今」，描繪歷史故實。箇中深意，除了欲迎合上意，博取共鳴外；實則，以當時朝野上下，率皆企盼漢族復興，拯救北地親舊的情勢看來，歷史故事畫之所以風行，確實有其強烈的時代需求。（註4）
故宮本的「文姬歸漢圖」冊，畫無作者名款。第一拍幅左，繫有王鐸手書籤題，訂為「閻立本畫，虞世南書」，但由書畫風格觀之，顯然不確。《石渠寶笈三編》則據胡敬《西清劄記》所考，將此畫的作者改訂為李唐（約1049－1130後）。（註5）元初，莊肅於《畫繼補遺》（1298）卷下曾載：「予家舊有（李）唐畫『胡笳十八拍』，高宗親書劉商辭，每拍留空絹，俾唐圖畫。」而故宮本的「文姬歸漢圖」冊，共計十八幅，各幅上方，均用淡墨圈定框廓，分錄「胡笳十八拍」詩文。此一形式，似乎與《畫繼補遺》所述相符，胡敬將故宮本定為是李唐，當即根源於此。惟現存傳為李唐的人物畫蹟，如「採薇圖」、「晉文公復國圖」和「文姬歸漢圖」等作，相互間風格並不相侔，究竟何者較近於李氏的原本，學界迄無定論。
倘與波士頓本的「文姬歸漢圖」殘卷比對，該作中的拍文位置，均位於畫幅之側。鈴木敬氏以為，現今流傳的數本馬和之「毛詩」卷，均採取圖與文左右相參的形式，因此推測「文姬歸漢圖」本來亦可能是橫卷，亦即較近乎波士頓本的格局。（註6）
故宮本的「文姬歸漢圖」冊，不管是否和李唐原本相契，但出自南宋畫院中人之手，殆無疑議。只可惜，畫幅殘損的情形相當嚴重，補筆部份可能出自明人。由於這些補卷上附加的拙劣筆觸，削弱了原作的神采。因此，倘若未經仔細辨識，往往會將本冊的完成時間誤判為明代以後。（註7）
本次選展之第十三拍，應係全段故事情節發展的最高潮。幅中寫曹操的使臣來到匈奴帳前，預備迎回文姬。駝車與護送的人馬亦已整裝待發，文姬正與左賢王及二子依依話別。文姬、左賢王和周遭的侍從，箇箇掩面悲泣。長子以手拉扯文姬的衣袂，顯是不捨母親的驟然遠行。稚子雖然猶在保母懷中，卻同樣伸出雙手，哭喊著索求親娘。幅上方，「第十三拍」詩文所記述的，正是文姬內心的雙重矛盾：「童稚牽衣雙在側，將來不可留又憶，還鄉惜別兩難分，寧棄胡兒歸舊國，山川萬里復邊戍，背面無由得消息，淚痕滿面對殘陽，終日依依向南北。」
細審畫中人物，雖然各箇高未盈寸，但無論主角人物，亦或配角人馬，率皆勾勒精謹，神態宛然。且衣紋線描於重彩敷染下，猶能蘊藏勁健的曲折變化，足見作者的功力深厚。加以衣冠、車騎、建築，均有所本，符合宋遼制度，更能驗證此圖的初始作者，必定是生長於南北宋之交的畫家，或即為李唐本人。院藏（傳）李唐「文姬歸漢圖」冊容或是南宋中期以後畫家的摹本，但在真蹟湮滅的情況下，能以十八拍完整的畫面，細膩舖陳文姬歸漢始末，仍堪位列有宋一代人物故事畫的佼佼者。
（劉芳如）
註1：蔡琰生平，初載於南朝宋范曄的《後漢書．列女傳》。其間指稱，文姬於興平年間始被羌胡擄獲。其時，蔡邕業已亡故，與文姬〈悲憤詩〉中所述，她自南匈奴返回故鄉時，才知道家人俱已亡故的記載不符。故此處參酌考訂意見，將文姬被擄時間往前移至初平。參見張修蓉，《漢唐貴族與才女詩歌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5），頁32－40。
註2：同註1書，頁41－42。
註3：參福開森編，《歷代著錄畫目》（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2），頁436。
註4：參傅熹年，〈南宋時期的繪畫藝術〉，《中國美術全集．繪畫篇4．兩宋繪畫下》（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頁20。
註5：國立故宮博物院編，《石渠寶笈三編》（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61），第三冊，頁1472。
註6：鈴木敬氏指稱，「文姬歸漢圖」上的拍文，與馬和之「毛詩圖」卷上的高宗書體相近，可據以推測「文姬歸漢圖」本來應該是橫卷，亦即較近乎波士頓本的形式。文見鈴木敬著．魏美月譯，〈中國繪畫史．南宋繪畫3〉，《故宮文物月刊》第80期（1989年11月），頁105。
註7：曾有學者，認定此冊的成作年代應早於南京博物院的「胡笳十八拍圖」卷，但卻同屬明人的摹本。文見徐文琴，〈風格、時代與意念－南宋文姬歸漢圖的研究〉，《中華民國建國八十年中國藝術文物討論會論文集．書畫》（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2），上冊，頁169。
文見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編，《宋代書畫冊頁名品特展》（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5），頁273-2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