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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幅繪一菩薩身披瓔珞,坐於華座之上,旁立比丘三人,均神情專註地看著菩薩座前的天女與一位比丘。這位天女左手捧一花盤,右手二指捻花,轉身回首。比丘則身著右袒式袈裟,雙唇微啟,二人似在對話。此畫未見於早期著錄,《石渠寶笈三編》(註1)與胡敬的《西清劄記》(註2)均依畫上籤題,稱此作為劉松年「天女獻花」。《西清劄記》提到,該畫「無款識」,但細審原畫,菩薩左側比丘的足後,有「劉松年」三字。此一款書十分糢糊,似經後人磨去。 劉松年,錢塘(今浙江杭州)人,居清波門外,人稱劉清波,又呼暗門劉。南宋淳熙時(西元1174-1189年)為畫院學生,紹熙時(1190-1194)為畫院待詔。師張敦禮,工畫山水、人物,而神氣精妙,名過於師。劉松年的生卒年不詳,據翁同文先生的考訂,劉氏的卒年應在西元一二二五年後。(註3) 此開 冊頁畫幅本身鈐有「都省書畫之印」與「張則之」二印。「都省書畫之印」是元代祕書監的官印(註4),說明此畫曾為元朝內府所藏。傅申先生的研究指出,入元以後,不少南宋內府的收藏流入祕書監中(註5),所以這件劉松年「天女獻花」極可能為一宋代的作品。對幅鈐有「蕉林玉立氏圖書」與「棠 審定」二收傳印,說明此畫在入清宮之前,曾為梁清標所收。
值得註意的是,「都省書畫之印」有挖補的痕跡,它的絹色灰沉,與畫幅其他部分不合,不過它的經緯又與畫幅其他部分的絹相合,此印與本畫應屬同一件作品。然而目前這幅冊頁並無破損之處,因此筆者推測,這一冊頁原來可能是一件手卷,但因後半殘損,重新裝裱時,遂將其改為現在這種冊頁的形式,且將原在破損處所鈐的「都省書畫之印」移置於此。 從此幅「天女獻花」的畫面觀之,畫中主角似非天女,而應是坐於華座上形體最大的菩薩。同時天女捻花回首,與身後的比丘對談,也未作獻花的動作,故此幅「天女獻花」的品名似有商榷的必要。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南宋無款「維摩演教圖」畫卷(註6)中,維摩詰居士所坐炕榻旁邊站立的天女,右手捧一花盤,左手捻花,姿態與「天女獻花」中的天女如出一轍。同時,此位天女也是回首望著身後的比丘。而且「天女獻花」中的菩薩座下尚見兩隻獅子,獅子乃文殊菩薩的坐乘,這位菩薩當是文殊菩薩無疑。由此可見,本院所藏的「天女獻花」原來很可能是一幅「維摩演教圖」的手卷,後因後段維摩詰的部分殘損,故改裝為冊頁的形式。 「維摩演教圖」的圖像典故出自《維摩詰經.觀眾生品》(註7),在該品中維摩詰居士向前來探病的文殊菩薩講述大乘妙法。他提到應先觀眾生如幻如化,從中了悟人空境空。然後再秉無住之心,行各種慈行,証得法空,如此便能妙解自在。此時天女現身,散天花以供養當時在維摩詰居室中聽法的眾菩薩和比丘。天女所散之花,落到菩薩的身上,隨即墮落,但到比丘的身上,縱使他們運用各種神力,花仍不墮。其後天女與舍利弗展開了一段精彩的對話,經云:
天女以花為喻,說明花之著或不著,皆由是否有分別心所致。如舍利弗等比丘也能如菩薩一樣,斷除分別心,不著於有,亦不著於空,如此便能徹底了悟眾生與佛法如幻如化,如焰如響的道理。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維摩演教圖」中,舍利弗蹙眉揮袖,意欲撣落附著在衣上的花朵,是在描寫天女散花,舍利弗去花的樣子。本院所藏的「天女獻花」則是在表現天女與舍利弗對答,討論佛理的情景。 畫中人物造型瘦長,文殊菩薩法相莊嚴,天女輕盈秀麗,四位比丘面貌各異,或專心聆聽,或輕啟雙唇,神情生動。全作設色雅麗,菩薩的瓔珞、冠飾,座上鑲嵌的珠飾,甚至於座下獅子的皮毛均用金線描繪,一絲不苟,繪製精謹。本幅用筆挺勁,衣紋流暢,與本院所藏之劉松年「畫羅漢」三軸(註9)和「醉僧圖」(註10)的筆法不盡相同,或許是因本幅乃一件高二十餘公分的手卷,其用筆方式和高近百公分的軸子不同所致。無論如何,即使該作不是劉松年的真筆,但必為南宋畫家之作。 (李玉 註1:國立故宮博物院編,《石渠寶笈三編》(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69),第五冊,頁2490。 註2:胡敬,《西清劄記》,收錄於《胡氏書畫考三種》(臺北:漢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71),卷二,頁6-7。 註3:翁同文,〈畫人生卒年考下篇〉,《故宮季刊》第四卷第三期(1970年1月),頁55。 註4:傅申,《元代皇室書畫收藏史略》(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1),頁93-94。 註5:同上註,頁78-79。 註6:中國美術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美術全集.繪畫編4.兩宋繪畫下》(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圖版138。 註7:鳩摩羅什譯,《維摩詰所說經》,《大正新修大藏經》(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第十四冊,頁547上-548下。 註8:同上註,頁547下-548上。 註9:國立故宮博物院編,《故宮宋畫精華》(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5-1976),中卷,圖版56。 註10:同上註,圖版57。 文見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編,《宋代書畫冊頁名品特展》(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5),頁279-2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