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院典藏的佛經極為豐富。 漢文佛典方面，善本佛經逾百部，線裝律論註疏也有數百部；製作期涵蓋宋、元、明、清﹔年代最早者為北宋開寶八年(975)的《寶篋經》，下則至清雍正十三年(1735)武英殿本《二十八經》；寫刻地點包括北京、蘇州、杭州、吳興、嘉興，都是南北兩地的刻經重鎮；印經主持者有「官刻本」，也有民間寺院或家族等私人募資的「私刻本」；雕印的情況，有《磧砂藏》、《思溪藏》、《龍藏》等大藏叢書散出的「藏本」，也有單部刻本的「坊刻本」。 西夏文佛典有《金光明最勝王經》與《大方廣佛華嚴經》兩部，屬於元世祖敕令在杭州開雕的《河西字大藏經》(1293-1302)藏本。 此外，還有為數甚多的日本佛典，以及清代朝鮮《法華經》寫本一部。日本佛典出於清末藏書家楊守敬「觀海堂藏書」，其中年代最早的，是靈元天皇天和元年(1681)刊印的《大明三藏聖教目錄》，該卷插圖，當是翻刻自我國明清之際(1589-1676)的《嘉興藏》大藏經。 以上所藏，刻本、寫本，琳瑯滿目。裝潢形式上，多數是「經摺裝」，也有「方冊」與「線裝」。無論是全卷一百二十冊，版面堪稱巨幅的《大寶積經》，或者屬於「巾箱本」的袖珍小品《大乘經咒》，其函套、裝幀都很精美。 經中多有附圖，版畫、彩繪、描金、描銀、緙繡，無不具備。風格也具有多樣性：有傳承自敦煌壁畫與唐代吳道子寺觀壁畫的顯教經圖，有中土唐密傳統的密教作品，也有藏傳佛教影響的圖像樣式。如此多元的形式與內容，足以代表敦煌盛世之後，佛經變相的多重風貌。 多數佛典尚無圖錄。本網站首先公開與藏傳佛教有關的六部經咒儀軌，插圖多達一百三十九幅。 以下是佛經圖繪的發展簡史。宋代以後的部分，將盡可能以本院藏品為範例，俾使讀者於六部之外，對於院藏的其他佛典，也有初步的認識。
|
|
|||
佛經，就是佛教的經典。 西元前六世紀，釋迦牟尼創立了佛教。釋尊原是北印度的一位王子，雖然是貴族出身，對於貧病老死的人生卻充滿了悲心，因此出家修行，最後不僅自己覺悟了真理，更進而將「解脫人生諸苦」的智慧與方法，分享給所有人。 釋尊逝世以後，弟子將他的言教彙編集結，稱之為「經」。最初只是口誦，後來有了寫本，其間歷經多次的編輯與擴展。
|
|
|||
佛經圖繪，就是佛經所附的插圖。 佛陀所說的法，往往蘊含著深奧的哲理，佛經文辭又時有艱澀，一般初入門者，未必都能領會。經中附圖，把「經」文「變」為「圖」像，稱之為「變相圖」或「經變圖」，如此以圖解文，既活潑，也比較容易理解。 一 扉畫 二 經中插圖
|
|
|||
據《後漢書》記載，東漢明帝夢見一尊金身佛，頭頂光芒四射，並有天神飛翔於空中護持，於是在永平十年(西元67年)遣使到印度禮佛，次年，攜回了佛經與佛像。歷代史家對於此雖有不同見解，但佛經與佛像大約同時傳入中國，應該是沒有疑問的。 北魏《洛陽伽藍記》記載洛陽信徒「口唱南無，合掌連日」；唐代詩人杜牧有言：「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台煙雨中」，寫經之盛，更造成「洛陽紙貴」。這些都反映了魏晉南北朝時代的佛法興隆。 一直要到隋唐時代，雕版印刷術發明以後，經文附圖才普及流通。 根據文獻紀載，早在初唐時期(約西元645-664 之間)，玄奘法師曾以「回鋒紙」大量印刊「普賢菩薩像」，分送信徒。回鋒紙印的普賢像今雖不存，但四川、甘肅、新疆、浙江等地，有許多晚唐（西元九世紀）五代的印經像傳世。 較早的「千佛像」，是以陽文模子雕出佛像的輪廓線，重複捺印於紙上，這是印章到雕版的過渡型態。此外還有許多印刷的單頁「菩薩像」，經文則多半是咒語，是信徒隨身攜帶，避邪啟福的護身符。
|
|
|||
現存最早而有年款的印本經像，是一九五三年在四川成都唐墓出土的「《陀羅尼經咒》圖」(757)，這一頁梵文經咒，附有一尊六臂菩薩像，古樸俊秀，湊刀有神。 敦煌發現的《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比陀羅尼經咒圖晚約一百多年，是現存最早的木刻印經，卷前有一幅扉畫「釋迦牟尼說法圖」，構圖繁複穩妥，人物神態肅穆，線條的刻畫靈動流暢，刀法嚴謹工致，技法已經相當純熟。這也是有明確紀年的現存版畫中，最早的一幅。卷尾有唐懿宗「咸通九年」（868）款。這幅舉世聞名的手卷，現藏於倫敦大英圖書館。
|
|
|||
|
|
|||
單葉的經像，單部的佛經，不能滿足廣大信徒的需求。 大藏經又稱為「一切經」，是佛教的大型「叢書」。宋代以前的大藏經，都是手寫本。相傳五代十國的閩王，以「泥金銀萬餘兩」，寫成四部大藏經。這種方式不僅糜財費時，也無法大量生產。 隨著雕版印刷技術的成熟，雕印大藏，也水到渠成。北宋太祖於開寶四年(971)，敕令四川雕大藏經板，至太宗太平興國八年(983)，前後歷經十三年，所雕經板超過十三萬塊，總卷數達六千六百卷。這是我國第一部雕版印出的大藏經。 此後，歷代都有無數的信士發心助印，使大藏叢書的刊印，誠如《法華經》所言：「香風徐來，更雨新者，不絕如縷」(參見大藏刊刻源流今昔)。 大藏經在卷首多附有扉畫。本院《大威德陀羅尼經》與《大集譬喻王經》，分別是江蘇《磧砂藏》、浙江《圓覺藏》系統的藏經本。《磧砂藏》以八塊版畫，輪番施印於各卷引首，構圖飽滿，紋飾繁密，畫風嚴麗工巧，尤其值得註意的，從元初(約1290)有「楊璉真佳」款署的畫版，到大德十年(1306)的「佛陀佈道圖」，已由傳統「漢式」轉變為「西藏-尼泊爾」的「梵式」，顯示西藏佛教南下蘇杭，對於江南版畫的影響。 宋元時代（西元十一世紀至十四世紀），除了藏本以外，單部刻經也不少，尤其以《妙法蓮華經》傳世者最多，由此反映出法華「眾生皆可成佛」及觀世音菩薩「大悲濟世」信仰的普及。 一般而論，宋版構圖上承唐代《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繁複中有條理，刀雕線條穩健，人物造型古樸，與宋代的人物仕女畫風，頗為相似。元版佛陀勢態雄偉，人物之間穿梭以山樹流雲，比起宋版的以榜書隔景，或毫無背景的構圖，元版顯得較為生動。 明清兩代的典藏以官方刊印本為主。明代司禮監經廠刻印的「經廠本」（西元十五世紀）、清初雍正年間武英殿的「殿本」（西元十八世紀），都雕印了不少佛經變相。明本特別強調朝廷威儀，版面寬大，刷色黑白對比明顯，雕風豪邁，以陽刻為主，或拙如畫沙，或細如擘髮；整體印象是佈局恢弘博大，人物曼妙而服飾華美。清本選用紙墨雖屬上乘，構圖章法也都完備，人物神態嫻雅工整，但格局較小。
|
|
|||
|
|
|||
明清之際，文人肖像畫頗為流行，清末攝影技術傳入我國，於是在佛經的首頁，繪入撰經者的肖像，或者貼上收藏家的相片，也成為晚期佛經圖繪的一個特色。《智覺禪師心賦》與《禪苑瑤林》可為代表。 智覺延壽禪師是宋代淨土宗的高僧。宋太祖建隆二年（961），應吳越王錢俶之邀，成為杭州慧日永明寺（今名凈慈寺）住持。《心賦》四卷，是他探討佛理之作。在這部明代刊刻的《心賦》卷首，有一幅禪師(撰著者)的彩繪肖像。 楊守敬（1839-1915）﹐字惺吾﹐清末湖北人。光緒年間他隨何如璋出使日本，在當地訪購了許多罕見古書。在多部藏書卷首﹐包括這一冊《禪苑瑤林》，附有這位收藏家(供養人) 攝於一九０八年的黑白寫真相片。
|
|
|||
《甘珠爾》是清聖祖康熙八年(1669)、乾隆三十五年(1770)內府製作的藏文大藏經，本院所藏共一二二函，內經板上彩繪西藏諸佛圖像，多達一七三幅。 「甘珠爾」乃藏文音譯，原意為「佛的教誡譯本」，相當於漢文佛經的「經」與「律」。裝幀形式依據印度的傳統，採「函裝」，與漢文大藏經的「冊裝」完全不同。 在印度，傳統上以多羅樹的樹葉「貝多羅」作為書頁，稱為「貝葉裝」。由於經文書體為「梵文」，又為了保護經文，另以木板「包夾」在經文外側，所以又名「梵夾裝」。清《甘珠爾》採印度梵夾式的貝葉裝﹐每一「經函」﹐由「外經板」、「內經板」及「經葉」三部份組成。 外經板紅漆為底，正面金書梵文「六字大明咒」，左緣繪有鎮邪護經的「莊嚴面」聖獸，右緣繪有趨福吉祥的「摩尼三寶」。 內經板分上下兩層，上層內經板中央為梵藏文二體「頂禮佛 頂禮法 頂禮僧」，兩側各有一幅彩繪佛像，技法與西藏唐卡畫完全相同。板面上罩有五色彩繡遮幔，繡有梵藏書體與吉祥八瑞相圖案，象徵將「貪嗔癡慢疑」等人心「五毒」，轉化為覺悟境界的佛陀「五智」。 經頁每函數百張，磁青紙上雙面皆以金汁書寫經文。 全藏裝潢考究無比﹐經板雕繪富麗﹐誠為國內一流收藏。
|
|
|||
畫者為「繪」，刺者為「繡」，織緯者為「緙」。 緙絲是織物的一類。一般織物的花紋呈現規律的變化，緯線必須通過全面經線；但緙絲的緯線僅通過圖案部份的經線，在圖案的邊緣又轉回頭，名為「通經斷緯」。斷緯之處，會留下鋸齒狀的隙孔，有如雕鏤而出，故又名「刻絲」。 刺繡是以針穿絲線，在織物上依據原設計好了的粉本，一針一縷的繡出來。緙繡製作過程艱難﹐但效果光潔厚實，有質感，人物眉目畢具而絨影奪目，且能傳世良久，故相當珍貴。織經像者戒慎謹敬，不僅書體工整，畫風華麗，乃至於佛經經板、函套錦盒等，無不精美絕倫。清《佛說阿彌陀經》緙本、《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繡本，皆為工藝美術的登峰造極之作。
|
|
|||
相傳唐代大畫家吳道子畫「地獄變相圖」，使京城屠夫「見而懼罪改業、率皆修善」，由此可知，圖像的潛移默化效果，不亞於誦經取義。 從觀賞者的角度來看，「佛經圖繪」堪稱為佛教藝術的小品之作，《釋氏辨空經》有云：「詳者為大品，略者為小品」，佛經變相既不如雕塑巨像的仰之彌高，也不似大幅繪畫的一覽無盡。反之，咫尺千里，小中現大，具體而微。由於刊寫佛經是供養法寶，功德無量，故雖是小品，歷來製作者無不力求完美。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