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亞文化圈
貝葉經的人文風景：訶利訶羅與佛陀共舞

佛教從釋迦牟尼(565-486BC)創教開始，歷經上座部、大乘、金剛乘，不論派別、教義如何演繹，探索的價值，始終不外乎生命的真諦、事相的本質。從這個觀點看南亞文化圈，未嘗不可跳脫錯綜複雜的歷史敘事，從本質面來體認南亞宗教藝術。

南亞文化圈的本源，就是釋迦牟尼及阿育王父子成長的北印度恆河平原。恆河孕育的吠陀哲學，開啟婆羅門教—印度教，以及互補的佛教與耆那教信仰。由此傳布開來，正如曼荼羅的軸心，輻射的化區，包括自然地理學上的南亞地區（斯里蘭卡及廣義的印度——印度河流域的古代犍陀羅地區，今日的阿富汗、巴基斯坦北部）、東南亞地區（印尼及中南半島各國，向北擴及雲南傣族活動區）、環喜馬拉雅山地區（尼泊爾、不丹、西藏）。這個化區，在早期通常就是「印度化邦國」或「貝葉文化圈」的同義詞。

諦視南亞文化圈各國的金銅造像，彷彿聽到一股無言心聲，召喚我們深入一切分別相的內在本質——心靈的淨土。源自遠古的吠陀思想，以濕婆神代表的破壞及再生力量，與毗濕奴神代表的維護力量，合成循環不已的宇宙生命能量，從中衍生林伽(Linga)、胎藏(yoni)及印度教諸神造像；也以佛陀的形式，述說成、住、壞、空，從空性思想衍生金剛總持、觀音、彌勒、般若佛母等造像。

隨著貝葉經的流傳，吠陀與各地文化融合的心靈淨土，形成一幅「何來宗教」(No Buddhism)亦無國界的流動人文風景。

此刻，造像不只是靜態的文物，更是我與先人心跡的相照。

東亞佛教造像

佛教自印度發源，於紀元前後傳入中國，逐漸地在這塊土地生根、茁壯，進而形成了與印度傳統迥異的佛教文化。在華夏文化強大輻射力的影響下，中國很快地便成為東亞佛教文化和藝術的祖源。根據文獻記載，西元372年，苻堅派遣沙門致送朝鮮北部高句麗佛經和佛像，此乃佛教入韓的肇端。552年，日本接受百濟聖王使節奉獻的金銅佛像和佛教經論，正式揭開了日本佛教的序幕。

中國南北朝中期的佛教造像即擺脫印度粉本的拘囿，製作了完全漢化的佛像，並影響六世紀的高句麗、百濟，以及日本飛鳥時代的金銅造像。七至九世紀末，正值隋唐盛世，朝鮮及日本均直接且全面地汲取與輸入隋唐文化，並採用唐代的造像傳統。然而，統一新羅佛造像中，頭大肩窄、兩手較貼近身體的拘謹姿勢、及重視正面觀看的表現手法等，都與唐代造像有明顯的差異；而日本飛鳥佛像的童稚面相，平安前期造像溫雅的氣韻、華麗的裝飾、細膩的手法等，也無一不是日本獨特風格的展現。

十世紀以來，東亞的政治版圖出現分化組合：中國，經五代十國的亂世；朝鮮，918年高麗王朝崛起，936年合併新羅而成為一方霸主；在日本，十世紀中葉發生多次貴族和武將的叛亂。在這場政局大動盪中，隨著民族意識高漲，藝術的地方色彩愈加濃郁。再加上，中國佛教藝術日趨世俗化與格式化，逐漸失去生機，對韓、日兩國的影響日趨減弱，因此東亞佛教造像出現了百花齊放的局面。無論是端凝穩重的韓國高麗造像，圓潤甜熟的日本平安晚期的佛像，或強健有力、表情猙獰的日本鎌倉力士，都清楚說明，韓、日兩國的佛教造像已然走向成熟的自我表現。

青銅工藝品

彭楷棟捐贈文物以佛教造像為大宗，其餘禮器、樂器、雜器雖僅為少數，卻甚為可觀，故獨立一區展陳。其中樂器的「大晟．姑洗中聲」鐘是北宋徽宗樂律改革的實證。禮器的「人像立耳鬲」和「螭紋盉」，或形象生動、或紋飾富麗，是青銅工藝的佳作。銅鏡三面，鑄製精美、紋樣殊勝，可見出漢唐聲威。

出色的銅塑造型與精美的黃金工藝，是這批銅器的兩大特色。動物主題約分三類：一是禽鳥，可概見西周到兩漢的鳥型變化。二是獅子，各種獅身造型與佛教護法獅並列，以見其相互關係。三是異獸，是歷代動物造型的極品。這些動物造象或為大件銅器的附飾、或為獨立玩賞的小品，具現古人對動物形象的充分掌握、樸茂多姿、生氣勃發。

較早的黃金工藝，是利用金箔、金葉所作的包金和貼金。「金箔」出現在藁城台西的商代中期墓葬。「鎏金」金汞劑的原料──丹砂，最早見于二里頭墓葬，鎏金銅器也見於春秋末年的曲阜出土長臂銅猿，戰國時鎏金器漸多，至西漢臻鼎盛。展品不僅具體呈現歷代黃金工藝，佔多數的青銅鎏金器，部分鎏金時間或與鑄器本身有所出入，但其「非佛」銅器整體顯現的金色光彩，則與其佛教造像有輝映之趣，值得玩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