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彩與吉祥圖案的盛行
崇尚內斂細膩而高雅的宋代品味，到了明晚期發生很大的變化。
明中晚期在元代以來青花的基礎上，發展出鬥彩及五彩等的裝飾趣味，刻意追求色彩的絢麗耀眼。「嘉靖 青花松壽葫蘆瓶」器型大，是晚明特色，青花鈷藍鮮艷，有別於明早期的深沈，在純白地釉的對比下，更為顯眼。葫蘆的吉祥造型，加上松、鶴和變形的壽字圖案，充份表現晚明人的喜好。「嘉靖 五彩嬰戲圖盃」和「嘉靖 鬥彩嬰戲盃」，色彩豐富，仿成化的鬥彩，色澤清晰高雅；嘉萬特有的五彩，豔麗熱鬧。
多彩的喜好同時表現在漆器上，雕漆除永宣時期發展出的剔紅、剔黃之外，嘉靖、萬曆時盛行剔彩，「嘉靖 剔彩九龍圓盤」，紅、黃、綠上下層疊的漆色，經由熟練的刀法，表現典型的龍紋。琺瑯在明中期逐漸普遍，晚明更為盛行，色彩繽紛的琺瑯重器，成為宮廷中祭祀的禮器。「萬曆 掐絲琺瑯雙龍盤」在藍色的主調外，金屬絲嵌出細密的龍紋，填上紅、黃、綠等色，將西方的琺瑯工藝轉換成中國特有的風味。
裝飾題材除了代表皇家的龍紋外，多為象徵福、祿、壽的圖像，甚至直書吉祥文字，以祈求俗世的安樂。「萬曆 青花梵文蓮花式盤」特殊的蓮花盤形，宜為祭器，每一花瓣上寫一梵文字母，兼具裝飾與祈福的功能。八寶、八吉祥、八卦、靈芝、八仙、雲鶴、獅子、魚藻、嬰戲等等，藉著文樣蘊藏的歷史典故，或是諧音等文化內容，在規格化與圖案化的裝飾風格中， 同時傳達當時人的現世關懷。〈萬曆 青花五彩百鹿尊〉，構圖繁密，以松林中的群鹿為題材，取鹿與祿的諧音，寓意吉祥，用色繽紛，使文物在藝術的意義上，更貼近時人的生活。
不論是吉祥圖案或是多彩的表現，均立基於累積的工藝技術與深厚的文化內涵，因應藝術市場的取向下，展現出活潑精巧的品味。
文人引領下的尚古風與收藏風
文人是文化的主導，晚明仕進不易，布衣身分的讀書人數目大增，再加上政治不彰，失意退隱的鄉紳或刻意遠離官場的讀書人，構成一群影響社會風氣的力量。他們專注於文學、藝術或生活賞味，師徒相從，遊走於新興市民階層與商賈仕紳之間，在經濟繁榮的社會中，營造出一股新的文化風潮。
文人以古為尚，視古玩為博學多識的文雅表徵，並認為經由古器物能接受古代禮樂教化的薰陶。由文人引領的優閒生活態度，和分辨雅俗的藝術評論，引起社會大眾的仿效，無論是新興的商人階層或是深宮內苑的帝王，莫不蒐羅文玩工藝品以附庸風雅。收藏家藉用文人的博識購藏古玩，同時也開放其收藏以結交文人，再加上印刷術的普及，《考古圖》、《宣和博古圖》等廣泛流傳，刺激藝術界創作以古代元素重新詮釋的作品。然而官宦、商賈的高價收藏，在缺乏對古器物了解的情形下，誘引了大量仿古工藝品的出現。收藏家作為投資者，為個人贏得聲名，也常以財力供養當代的藝術家，對當時工藝的倡導有積極的貢獻。他們投資大量的財力進而提昇工藝製作的技巧，使工藝品普遍呈現纖巧、細緻和柔美的氣息。
商業繁榮下的獨立工匠與民間窯業
隨著消費形態的改變，工商業者獲利增多，從事工商的官僚、士、庶大為增加，改變了工商者在社會價值觀中的排序。同時工匠具備文人身份及觀點的例子，明中葉以後屢見不鮮。工匠以豐富的經驗造巧奪天工的作品，文士因其需要提供設計草案，二者互相過從，良工獲得文士的贊揚與尊重，聲名益高，不但獲得高額的報酬，甚至和縉紳之士分庭抗禮。文人提供工匠創作的新意，工匠為迎合文人的品味，所呈現的裝飾意境也常比附於書畫，文人成為文房工藝的指導者或設計者，甚至文人執刀戲刻，自創佳作。文人和工匠的合作關係提高了手工業者的地位，因此在各個工藝領域均出現專業的工匠，風格獨特，技藝高超，猶如個人品牌。技藝工匠經由自身技藝，經濟力增強，可以參與科舉，進入仕途，更成為大戶人家。
在瓷器燒造上，明中晚期以後，由於宮廷和出口需要量劇增，官窯常把燒窯的任務派給民窯，所以後期的官窯器大多出於民窯。加上商品經濟發展，官窯的工匠紛紛以銀代役，官窯於是逐漸衰落，相反地，民窯在明中晚期發展迅速，數量激增，同時瓷器的大量外銷，也促進了製瓷業的發展，民間窯場倍增，最著名的製瓷中心景德鎮，累積了五代以來的技術經驗，在明朝達到高窯，不僅可以與官窯分庭抗禮，甚至超過官窯的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