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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宮學術季刊-卷期總覽

第40卷第2期

  • 東漢金鄉祠堂圖像研究:來自原石的線索

    湯燕茹

    受限於龐大的石刻載體,漢代祠堂圖像的研究多以相對輕便的拓片進行分析。然而金鄉祠堂的原石壁面上,存在一批因錮於墨拓形式,而未被充分討論的極細淺刻線。這些淺刻線所組成的圖像不僅可填補過去被認知為空白的壁面,也透露設計者在祠堂的建造過程中,更改畫面內容,將描繪人物一齊舉杯致敬的場合,修改成較生動的宴飲場景。

    本文以目前可掌握的數位化拓片與原石考察作為基礎,嘗試揭示這批淺線條的面貌。並透過釐清淺線條的施作痕跡與圖像內容,討論原有復原圖的線條與這批淺線條的關係:包括工序先後、畫面改動及構圖判讀等一系列問題。再以祠堂室內空間配置,納入本文揭示的淺線條因素,對金鄉祠堂長期未有定論的墓主圖像與宴飲圖像之涵義等問題提出解釋:本文主張金鄉祠堂的壁面不存在墓主圖像,墓主的象徵在進行祭祀時,以實物置放於祠內空間。宴飲圖像的涵義則判讀為描繪一場特定時空的筵席:是墓主受賜歸家上冢,舉行於墓園祭祖儀式後,有地方名望、耆老故友與宗族出席的盛大宴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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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式:PDF 檔案大小:4 MB 下載次數: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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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宋代后像的「九龍花釵冠」

    許文美

    宋代后像的留存與典藏,提供今日認識宋代后妃形象具體珍貴的圖像資料。藉由文獻中「九龍花釵冠」名稱檢視宋代后冠圖像,不僅得知作為后妃最高等級禮服的后冠,實以前代花釵冠改制,更突顯「九龍花釵冠」在宋代政治和道教密切關係下,代表著母儀天下與西王母形象交疊的特殊意義。

    檢視現存九幅年代縱貫北宋、南宋時代的全身像立軸后冠圖像,並與文獻資料結合探討,顯現像主年代最早的〈宋真宗后坐像〉冠飾應當更接近原創意義。由此來看,輔政十年、且受上清法籙的劉太后,為最適當像主。而「九龍花釵冠」后冠的形成,也很可能與當時「皇太后冠」的制定關係更為密切。〈宋真宗后坐像〉、〈宋仁宗后坐像〉后冠圖像的主龍,前者為女仙乘龍、後者為龍銜珠,顯露出真宗、仁宗時期對於后冠製作仍容許些許變化。從〈宋英宗后坐像〉之後后冠圖像居中主龍皆為「大龍銜穗珠」,且冠飾層次分明,冠體除九龍以外亦包括鳳及其他多種禽鳥,冠飾成組仙人被安置於冠緣之上,乘龍或乘禽鳥女仙群則散佈於冠體。〈宋英宗后坐像〉、〈宋神宗后坐像〉的九龍配置為中線三條龍,兩側各三條龍。而在〈宋徽宗后坐像〉之後包括〈宋欽宗后坐像〉、〈宋高宗后坐像〉、〈宋光宗后坐像〉、〈宋寧宗后坐像〉五幅的后冠圖像,皆可見主龍居中及兩側各配置四條龍,足見后冠構成已成定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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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喜啦茶:清代浙江黃茶的朝貢與商貿

    賴惠敏

    黃茶的蒙文為喜啦茶(sira cai),蒙古人自元朝以來即有喝奶茶的習俗,清朝沿襲蒙古習俗,以黃茶來烹製奶茶。黃茶產於浙江紹興一帶,集散地為平水,又沿著新安江上溯至安徽歙縣一帶,腹地廣大。清初,黃茶為主要貢茶,經由大運河運往北京。康熙年間,浙江進貢黃茶9,000 餘斤,後來增至12,000 斤,是全國貢茶數量最多的茶葉。其次,浙江販售的茶引多達14 萬道,嘉慶時期增到21 萬道,為全國茶引數量最高地區。浙江茶引行銷方面,最初由茶商領茶引,乾隆時,因茶商金臺短報茶引,浙江巡撫熊學鵬改為官解茶引,其盈餘貯藩庫充公。

    黃茶在每年立夏後採摘,味道苦澀不是上等的芽茶,但加上牛奶、奶油和鹽後,變成蒙古人喜愛的飲料。清朝每年筵宴蒙古王公,賜奶茶為重要儀式之一,其後獎賞蒙古王公黃茶、茶桶等。蒙古、西藏信奉藏傳佛教,其儀軌中黃茶更是不可或缺的。黃茶成為蒙古上層社會喜愛的茶品,與下層社會喝的磚茶習慣有所區別。因而,促進黃茶在內蒙古、喀爾喀蒙古地區的銷售量。本文探討了清朝擅長以多元文化統治各民族,黃茶代表從朝貢體制帶動了商業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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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明治初期的正倉院寶物展示與西方人士之報導:古代珍藏轉為現代觀者視野下文物之早期例證

    巫佩蓉

    位於奈良東大寺域內的正倉院寶物庫及其內藏品,不僅日本人珍視,更是國際人士共同關注的文化遺產。正倉院獨特之處,在於相當數量的物件履歷可溯至8 世紀,並可作為亞洲各區域間,尤其是西亞與東亞間交流的實證。然而,這批物件何時始為國際人士知曉?明治初期的公開狀況如何?當時外國觀者以何種角度觀看與書寫?

    本文研究1870 至1880 年代初的材料,首先整理明治初期奈良博覽會中正倉院寶物的展示狀況。第二部份則以一篇1875 年《日本週報》(The Japan Weekly Mail)的英文報導為主,探討當時國際人士對正倉院及其藏品的認知。第三部分,由英國設計師卓瑟(Christopher Dresser, 1834-1904)1882 年出版的書籍,探索他1877 年於奈良親見正倉院藏品時的見聞。

    正倉院之管理制度與藏品的系統化整理,直到1890 年代才漸趨明確。然而,1870至1880 年代初期,多樣物件已透過奈良博覽會的展出,公諸於世,且出現英文書寫的報導。即使嚴肅的學術研究尚未開展,展覽會目錄排序也未見具有明確意義,但展品整體的多元,以及物件本身的樣式、材質、製作特色等,可能反映出的古代國際文化交流,已經吸引了西方觀者的目光。這些報導或書寫雖非學術研究,但它們出現之早,非常值得注意。特別當我們考慮西方人士於亞洲的探險活動及相關出版,二十世紀之後才廣受注意,「奈良寶庫」文物呈現出的古代國際交流實證,更顯意義非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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