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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季刊-卷期總覽

第38卷第4期

  • 齊陳曼簠銘文再探

    張宇衛

    〈齊陳曼簠〉今存二器,一藏於上海博物館;一藏於國立故宮博物院,由於二器前三行末三字刻寫順序不同,過去學者各自從字形考釋、語句通讀,或甚至推導鑄造過程,試圖釐清二器文例何者是正確的,結果多半認為上海博物館藏者為是。

    本文重新整理諸家說法,歸結學者基本都還是從字形考釋決定了語句通讀,以及作為判斷文例正確與否的依據。本文也試著從「」字談起,指出此字實為戰國時期「彝」字的變體,文中梳理春秋至戰國「彝」相關字形變化,進而將銘文斷讀為「乍皇考獻叔饙(彝),永保用」,並根據新出的文例解釋「不敢般(盤)康」一句的讀法。最後,憑藉此一新釋讀證明沒有文字刻寫相反與順序顛倒的故宮博物院所藏器,其銘文文例還是相對正確的。

  • 從慈覺禪師的相關作品看禪宗燈書的編纂問題

    王三慶

    宗賾慈覺禪師(1037-1106)長期駐錫於洺州普會禪院、真定府洪濟禪院,並曾受請留住於定晉岩,最後奉命南下接掌長蘆的雲門法衣。然而有關其諸多著作,除了《禪苑清規》倖存於國外,而被收入《大藏新纂卍續藏經》中,其他作品在南宋以後,僅存斷簡殘篇,偶而被收錄於燈書或佛典中,難以展現其師承法雲法秀及應夫廣照禪師門下的一位重要雲門禪師。近年來,隨著大足石刻的錄文和雲南阿吒力教經典的整理,黑水城出土文物《慈覺禪師勸化集》的公布及《慈覺禪師語錄》的出現,已經完全足以解答其中真相。因此本篇乃以近年公布的《慈覺禪師語錄》為中心,檢討歷來學者運用禪燈諸書從事禪學研究時,對於這些文獻資料的可信度及其空白需待補苴處,或者涉及需要討論的諸多問題,應該謹慎運用,是為此文撰寫論述之重點。

  • 康熙皇帝的集字活動──從幾件董其昌(款)〈古詩十九首〉談起

    簡欣晨

    董其昌(1555-1636)一生中數度書寫〈古詩十九首〉,其中兩件的受書人可考訂為董氏友人新安方季康(1579-?)、山東許維新(1551-1628);另有一件為河北南和白氏家族舊藏。其中董其昌贈給方季康的作品今日應仍存世,為冊頁形式,曾為狄學耕(1820-1899)、狄葆賢(1872-1941)父子所有。上海博物館藏有此冊頁本之宋珏(1576-1632)所臨絹本長卷,曾經平湖葛氏三代遞藏,入葛金烺(1837-1890)《愛日吟廬書畫錄》、葛嗣浵(1867-1935)《愛日吟廬書畫補錄》。上海博物館本上有周亮工(1612-1672)假跋、假印,雖偽,但所傳達的資訊仍有重要參考價值。上海博物館本的定年依程嘉燧(1565-1643)《松圓浪淘集》,可能可限縮至甲寅(1614)左右。

    國立故宮博物院亦收藏一件〈明董其昌書古詩十九首卷〉,作品材質為金粟山藏經紙,曾遭嚴重拆分,一部份甚至裁割為字字獨立。後歷經兩次重新裝池,第一次由原長卷被拆解後的零散碎片重裱為十開冊頁,但許多紙片位置拼合錯誤,導致畫面佈局怪異,行氣不暢;第二次則將冊頁重新接裱回長卷。故宮本未經拆解前的大致樣貌可見於董其昌姪孫董鎬(主要活動於十六世紀末至十七世紀)摹勒的《書種堂續帖》中。但《書種堂續帖》上石時,捨棄今日故宮本上所見「乙卯」(1615)跋,替換為另外一件〈古詩十九首〉的「甲寅」(1614)跋。

    國立故宮博物院有另兩件董其昌書作,分別是〈明董其昌書崔瑗座右銘冊〉、〈明董其昌書李白詩冊〉,亦經嚴重拆分再重裝。前述〈明董其昌書古詩十九首卷〉與〈明董其昌書李白詩冊〉曾被考慮收入《石渠寶笈續編》,後被剔除,終入《石渠寶笈三編》。故宮所收藏的此三件作品拆分手法類似,經筆者考察,應為清代康熙皇帝(1654-1722,1661-1722 在位)為作集字對臨之用而割裂,可能亦重裝於康熙朝。三件作品上留下大量康熙皇帝臨習、生活痕跡。

  • 談溥儒山水手卷之淵源背景:以國立故宮博物院收藏為例

    魏可欣

    本文聚焦於國立故宮博物院庋藏的溥儒1950 至60 年代的山水手卷,分析該形制背後的創作邏輯與概念,進而探討袖珍手卷與高頭大卷之創作寓意。研究認為面對二十世紀伴隨著辛亥革命而興起西方思潮、新藝術等,溥儒其實確實思考過繪畫改革一事,且進行方式與民初北京地區傳統派的主張近似,即循著山水畫的傳統,追本溯源,然後由內翻轉。是以,渡臺後,溥儒致力於學習五代、北宋的山水畫家,在袖珍手卷中,嘗試著不同的構圖法則和視角變化,企圖在山水全觀的景致中達到空間延伸感、山水的自然實景感、觀者近觀的場景感。此外,筆者發現,袖珍尺幅非市場取向,反倒接近清宮「百什件」內的書畫尺寸,推論溥儒幽微地以此形制表徵著昔日王孫的身分,或藉以悼亡傷逝大清,或滿足過去把玩之欲望。至於高頭大卷,溥儒藉由探索詩畫中「咫尺千里」的山水意象,特意地融入不同的古畫,有意以傳衍和留駐的生命姿態,投身於文化的賡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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