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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宮學術季刊-卷期總覽

第28卷第2期

  • 《滿文老檔》芻議

    吳元豐 在保存至今的清代滿文檔案文獻中,形成時間較早、版本種類較多,並具有獨特研究價值的,當屬《滿文老檔》。清入關前形成的以老滿文和新舊過渡時期滿文繕寫並在乾隆年間重抄的舊檔冊,一般稱為《滿文老檔》。這一名稱,具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上是泛指《滿文老檔》原本和抄本,而狹義上是專指《滿文老檔》抄本,有時也專指原本。《滿文老檔》的不同版本,各具鮮明特色。另外,從內容分析,不同版本,都存在一定差異。自1905年發現崇謨閣藏《加圈點老檔》以來,迄今已有一個多世紀。百餘年來,中外不少學者對《滿文老檔》原本及其抄本,以鍥而不捨的精神,孜孜不倦,堅持整理和翻譯,《內閣藏本滿文老檔》即是其一。不拘形式出版公佈,大大便利了學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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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華衛藏:清仁宗西巡五臺山研究

    林士鉉 清朝前期的帝王巡幸是極為重要的官方活動。康熙、乾隆時代頻繁地北巡至承德避暑山莊,進行秋獮圍獵,並多次舉行東巡盛京、南巡江浙、西巡五臺山,這些巡幸持續至十九世紀初。透過籌辦巡幸,帝王省方問俗,崇文習武,展現了滿洲皇權的實力,同時能夠聯繫藩部,調整中央與地方關係,形塑清王朝的獨特性格。
    山西五臺山位處蒙、漢邊界,並存著漢、藏佛教形式,尤其吸引蒙古人前往朝拜,透過清帝西巡,將其地位推向高峰。「中華衛藏」即是清仁宗定義下的五臺山。然而所謂的西巡尚未引起學界足夠的重視。清仁宗嘉慶帝親政之後,清朝正式進入「後乾隆時代」。乾隆朝所建立的典章規制成為仁宗遵奉的基本原則,巡幸活動亦不例外,除了南巡,均勉力奉行。
    清仁宗十分重視嘉慶十六年的西巡,謹慎籌畫多年,然而由於時空環境、經費條件的不同,以及君王與官僚在籌辦認知上的差距,此次西巡展現出與前朝不同的特殊性與局限性,其結果是清朝往後未再舉辦西巡。
    本文即針對仁宗所舉行的唯一一次,也是清朝最後一次的西巡五臺山進行考察,主要利用國立故宮博物院藏《五臺圍檔.嘉慶十六年》,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內閣大庫檔案》等原始史料,參酌嘉慶朝特為此次巡幸五臺所敕修的《西巡盛典》,除分析其籌辦始末,亦論及宗教因素的特殊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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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式:PDF 檔案大小:5 MB 下載次數: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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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陳洪綬白描與版畫本《水滸葉子》研究──從紙牌與酒牌功能的角度

    劉榕峻 陳洪綬(1599-1652)以版畫、插圖創作聞名畫史,其中又以《水滸葉子》最為膾炙人口,對畫史影響深遠。此作有版畫本及白描本兩種,白描本是存世惟一的手繪葉子原樣,其精緻小巧的人物圖像一反傳統人物畫風格;而其設計的核心概念則是巧妙地利用馬吊牌的形制、規則與打法,搭配水滸好漢的座次與排名,並融入飲酒行令的機能。這是一套「一牌多用」的葉子,其圖文之間相互指涉、呼應,蘊含諸多機智與幽默的趣味,兼俱博戲鬥智的機趣與文人觴政所講究的風雅,為宴飲雅集增添更多的話題與樂趣。
    相較於白描本著重馬吊紙牌與酒牌的遊戲功能,版畫本在其紙牌商品的外衣包裝下,實際上卻是陳洪綬對明末天下大亂,朝廷卻下旨嚴禁水滸的政治反應:他透過人物的贊語與造像,對水滸傳主角重新揄揚評價;更重要的是藉用馬吊的牌式與規則,譜寫自己心目中的梁山英雄榜與人物圖譜。畫家其實是借題發揮,真正的意圖在於宣揚水滸的忠義精神與倡議招安政策。因此,版畫本《水滸葉子》可視為陳洪綬以古喻今的一部諫書、告天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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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製作真境:重估〈清院本清明上河圖〉在雍正朝畫院之畫史意義

    陳韻如 「清明上河圖」是畫史最熱門畫題,宋元明清各代皆有畫本,〈清院本清明上河圖〉(簡稱〈清院本〉)即此一畫題於清代宮廷的重要成果。此畫上雖有款署乾隆元年十二月十五日(1737),但實際上卻是一件開始自雍正六年(1728)的大型合筆繪製工作,〈清院本〉 顯然是一件繪製時間跨越雍正、乾隆朝的畫作,本文擬藉此畫作梳理雍正、乾隆二朝宮廷畫院風格的繼承與轉變,探討其畫史意義。
    首先,本文將闡明〈清院本〉五位合筆畫家的活動與風格特色,試圖重建〈清院本〉的繪製脈絡,並舉出〈清院本〉具有雍正朝延續至乾隆初年的表現。接著,為釐清〈清院本〉的圖式來源,先與構圖極為相近的沈源〈清明上河圖〉比對,說明沈源本的畫稿性質;再與一些明代通行諸本進行比較,釐清〈清院本〉如何彙整清明上河圖圖式,顯示出其為一件具「集大成」企圖的「舊題新作」。本文意圖指出〈清院本〉不僅是一「集大成」的經典老畫題之新製作,更要進一步分析這一處理手法與風格表現,以釐清雍正朝畫院所具有的轉折意義與成就。
    為能釐清雍正朝的畫院成就,本文另舉一件郎世寧〈百駿圖〉為例證。本文關注於〈百駿圖〉畫風的中西並呈之雙重性,一方面藉著存世作品梳理郎世寧不同階段的作風,逐步解明〈百駿圖〉所具有的「非中非西」手法;另方面,也藉著檔案文獻勾勒雍正帝與其宮廷之中所面對的西方透視概念。根據年希堯完成於雍正年間的《視學》一書所稱,採用西方透視手法,並不是「非中國」之製,而是能使觀者「得其真者」的處理。也正因此,如〈百駿圖〉、〈清院本〉這類於雍正朝宮廷採自既有畫題的新作品,實際上就是清代宮廷追求「真境」的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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