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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宮學術季刊-卷期總覽

第35卷第2期

  • 乾隆朝《活計檔》中的「宋花邊」

    翁宇雯

    清代宮廷藝術中有許多以「宋」字為首命名的款式體例,如「宋字」、「宋錦」、「宋龍」與「宋花邊」等,而「宋花邊」的樣式形態至今不明。本文透過清代內務府造辦處紀錄《活計檔》中的「宋花邊」,對照現存實物,追索其具體原貌,發現「宋花邊」的存續期間幾乎與清高宗(1711-1799;1736-1795 在位)統治期間同始終,不只與清高宗的御筆字或御題書畫等經常共伴出現,且屢屢作為引首大字的裝飾圖樣,與彆子、錦袱、雕龍匣等共同發與蘇州成做,最後再收入《石渠寶笈.續編》中,在乾隆皇帝收藏目錄《石渠寶笈》的編纂中扮演標誌性的角色。本文以「宋花邊」為切入點,可以補充乾隆皇帝在賞鑑與收藏上的系統性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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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西洋藥書》解毒方譯釋

    劉世珣

    《西洋藥書》(si yang ni okto i bithe)係以滿文書寫而成,其內容為十七世紀耶穌會士向康熙皇帝(1654-1722;1661-1722 在位)介紹的歐洲醫藥知識,當中包含諸多與解毒相關的藥方。這些解毒方反映了同一時期之歐洲醫學對「毒」的多樣論述;同時亦與十六、十七世紀歐洲「常人見解」(layperson's perspective)盛行的現象相互呼應,反映了當時歐洲民間醫者的觀點。而且,耶穌會士在傳遞西方醫藥知識的過程中,往往會嘗試在中國文化脈絡中找尋適合的語彙或詮釋方式作為橋梁,藉此將西方醫藥知識嫁接到中國。作為知識傳遞媒介的《西洋藥書》,正為中外醫藥交流史留下了重要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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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再探古蓼國:由國立故宮博物院藏鄝公銅器談起

    張莅

    傳世文獻載兩周時期曾存在蓼國,據歷史地理考證,地望有三,分別為河南唐河的妀姓蓼、河南固始的姬姓蓼以及安徽的偃姓舒蓼。在東周政治版圖面臨重整變化之時,蓼成為楚國附庸,文獻中只留下三蓼陸續被滅的紀錄,關於蓼國的文化面貌和人員狀況,皆付之闕如,幸而近年陸續可見蓼國銅器,古蓼國的歷史蹤影也漸漸明朗。本文由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的〈鄝公(并殳)鼎〉、〈鄝公(并殳)缶〉出發,透過《左傳》所載蓼國被滅史事建構背景,結合目前可見的出土材料,初步了解蓼國的具體史迹和與他國的交流情形,以及所呈現的銅器風格。再由新興器類發展的脈絡,觀察兩件鄝公銅器的年代序列和形制特色,其自名「湯鼎」和器形為浴缶的類型,處於奠定此類成套水器用具的春秋中晚期,且主要集中於南陽盆地。本文除增補蓼國史料,探究院藏兩件鄝公□作器所屬國別和地理位置,也由小國文化群聚發展的觀點,重新認識滅國文化於楚系青銅器形成過程中的角色,再思青銅器區域風格的文化從屬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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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式:PDF 檔案大小:2 MB 下載次數: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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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商周時期銅鏡的出現與使用

    吳曉筠

    目前所知中原地區最早的銅鏡集中發現於河南安陽殷墟遺址。它們非安陽地區出產、帶有強烈草原文化特徵等已是學界共識,但其來源為何,迄今仍爭議不休。今日考古發現已累積豐富的材料,亞洲內陸的考古發掘資料及研究也大幅公布、流通。本文由西元前兩千至一千紀考古學文化脈絡出發,回顧過去相關研究、梳理現有考古資料,試圖釐清銅鏡在中原地區的出現、使用及理解,以及本地特色的創製。本文提出銅鏡於晚商、西周時期經由不同的途徑出現於中原地區。銅鏡最終於戰國時期成為中原文化的一種標誌性器物,應被視為認識歐亞銅鏡的性狀、功能後,在本地的工藝傳統中自行創作的一類器物,而非源於歐亞地帶的某處,或承繼商或西周的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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