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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宮學術季刊-卷期總覽

第39卷第4期

  • 鍮石再考:南北朝響銅及其源流

    張琨林

    「鍮」、「鍮石」最早出現於三國東吳時期(222-280)佛教譯經,學界多依據時代較晚的明代(1368-1644)文獻將鍮、鍮石比定為銅鋅合金黃銅。本文主張中古(220-907)文獻中的鍮石應該還包含了響銅,也就是一類高錫青銅。

    本文第一部分為研究回顧及文獻史料疏理,接著將呈現中國考古出土及日本傳世之黃銅實物。第三部分將視野轉至西亞地區,本文對於前人認為中國黃銅技術自伊朗傳入的看法有所保留,並指出青銅與黃銅兩者易於混淆的狀況。第四部分將介紹韓半島兩類稱為鍮、卻屬於青銅製品的鍮鐘和鍮器,闡明其與中國南朝(420-589)相關之技術源流。最後以日本學界研究成果為基礎,藉南北朝響銅器物重新解讀中古文獻中鍮石的涵義,並探析此類高錫青銅工藝所蘊含文化交流之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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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信行禪師碑〉作為薛稷書跡的真確性與其背後的唐代政治、佛教及書法史

    唐寧

    〈信行禪師碑〉被公認為「初唐四家」中薛稷(649-713)書法的基準作品。雖然原碑早已不存,但現存拓本中的印鑑、歷史文獻中的記載、以及作品風格符合唐代文獻中「買褚得薛,不失其節」的說法,都為這件作品作為薛稷書跡提供了看似牢不可破的證據。然而,整條證據鏈缺少從唐代到北宋的記錄,也就是石碑的歷史。而且〈信行禪師碑〉文本本身也有值得進一步推敲的地方,包括撰文與立碑之間存在十餘年的時間差,以及文本內容有些離題。更重要的是,〈信行禪師碑〉的書法風格與原碑尚存、因而毫無疑問的〈昇仙太子碑〉和新近發現的〈房先忠墓誌〉中的薛稷書跡大相徑庭。本文旨在重建這塊碑在唐代的歷史,釐清上述諸多問題,並且重新討論〈信行禪師碑〉作為薛稷書跡的真確性。

    本文考察的時間段主要集中在唐代從武周朝(690-705)結束到玄宗朝(712-756)開始這段短暫而動蕩的政權轉換時期(705-713)。〈信行禪師碑〉在神龍二年(706)的立碑,是在中宗(705-710 在位)大力崇佛的背景下,李唐剛剛復國、武周朝針對三階教的禁斷告一段落的時機點上,三階教利用在反武運動中犧牲的李唐皇室成員越王李貞(627-688)反武英雄的身份,以及朝廷高官兼書法家薛稷的顯赫地位,來為自己進行宣教的一次精心策劃。對這塊碑而言,李貞的身份比文本的即時和切題來得更為重要,這解釋了撰文與立碑之間的時間差以及文不對題兩個問題。然而不幸的是,中宗朝結束後,政治局勢的快速變化讓薛稷從朝中顯貴淪為亂臣賊子、玄宗朝針對三階教發佈了比以往更為嚴厲的禁斷、再加上這塊碑的巨大體量以及位於長安城市區,這些因素都決定了這塊碑很可能在玄宗朝就已經被毀。

    本文繼而論證,「會昌法難」後,三階教在其總本山化度寺的重建工程中重立了這塊碑。薛稷書風的具體面貌在此時就已經變得模糊不清,而且「買褚得薛」的記載其實是九世紀的傳說而非八世紀的事實。此時的三階教因循著這一說法,將褚遂良書跡直接套用在新碑上,當成是薛書。因此,「買褚得薛」並不是這件作品作為薛稷真跡的證據;恰恰相反,這個說法是這件作品得以出現的原因。這解釋了〈信行禪師碑〉書風與〈昇仙太子碑〉和〈房先忠墓誌〉中薛書的極大差異,以及和褚書的極度相似。因此,〈信行禪師碑〉很可能是一件「假碑真拓」,它不能被當作是薛稷書法的基準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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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清康熙年間的日本調查活動——以兩件清宮舊藏長崎相關圖繪為線索

    劉序楓

    本文主要以兩件清宮舊藏與長崎貿易有關的圖繪,試探討其內容、製作背景、年代,與清代康雍年間(1662-1735)圍繞長崎貿易的中日關係和對日認識問題。

    這兩件圖繪據本文考證均繪製於十八世紀初的康熙年間(1662-1722),一名為〈海洋清晏圖〉,另一為〈長崎貿易圖〉,二圖原來均藏於清宮中,〈海洋清晏圖〉清末民初流出至日本,收藏於東京帝國大學圖書館,1923 年不幸毀於關東大地震,現僅存當時的珂羅版照片。〈長崎貿易圖〉現藏於國立故宮博物院。二圖最大特點為均是中國人所繪,其製作背景與當時中日貿易有密切關係。康熙帝為理解日本國內的情況,而派遣人員赴日調查,並製作圖繪。此二圖的存在,不僅印證了史實紀錄,同時也彌補了中日關係史上圖像史料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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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丹山順藝——論其學問與藏書

    萬波壽子

    眾所周知,江戶時代(1603-1867)末期的一代學僧丹山順藝(1785-1847),是繼江戶時代中期的僧侶忍徵(1645-1711)後,採用日本近世期評價最高的建仁寺藏高麗版大藏經為校本,並對黃檗版大藏經進行了嚴密校訂的僧侶,但至今卻未見關於順藝之詳細討論。順藝的學識能力與面對經典的嚴謹態度,於江戶時代實屬罕見。

    首先,關於其嚴密校正大藏經的態度,與忍徵不同,順藝更具有正確抄寫高麗藏的執著精神,由此可推斷其目的也許在於得到更正確的文本。

    此外,順藝也曾嘗試復元其宗祖親鸞(1173-1263)的重要著作,這於主要用刊本來學習佛學的江戶時代來說,也屬相當與眾不同的行為。此外,順藝的藏書目錄結構特殊,頗具大藏經的風格,該目錄仿效江戶中後期的同宗他派的學僧智洞(1736-1805)編《龍谷學黌內典現存目錄》。智洞的目錄是將嘉興藏脫胎換骨,增加了日本的佛書,重新組構的一大佛書目錄。另外,順藝還是位收藏家,其藏書中包括大量的古寫經及手抄本。順藝重視刊本以外的古寫經之嚴謹態度,這一點已經初具近代佛教研究手法的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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