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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宮學術季刊-卷期總覽

第32卷第1期

  • 從《晉王羲之平安何如奉橘帖》論〈奉橘帖〉的源流

    吳誦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晉王羲之平安何如奉橘帖》是藝術史界無人不曉的名蹟,以往學界研究的焦點,多集中在探討該件作品的摹搨時間,或就作品本身觀察雙鉤複製的不合理處。但現今所見〈平安帖〉與〈何如帖〉摹搨墨蹟本,均比褚遂良《右軍書目》所載貞觀年間唐內府藏真跡短少兩行,且此卷雖稱「三帖」,帖前的鑑書人押署卻僅有兩處,〈奉橘帖〉名稱在文獻中出現的時間也較其他二帖為晚。本文試圖整理刻帖與文獻資料,找出歷代所摹與文獻記載中的相關帖目,說明此三帖原本應為兩帖,而〈奉橘帖〉的出現,可能是唐代著名詩篇導致宋明以後分帖觀念改變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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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乾隆皇帝與《滿文大藏經‧救護日食經》

    林士鉉 《滿文大藏經》是乾隆皇帝最重視的文化事業之一,經文全是滿文,當時僅印刷十二套,流存至今者甚少。《滿文大藏經》原則上以漢文經典為繙譯底本,但也有不少經典尚不能確知是否存在對應的漢文本;經典數目與目錄所載不相同,實際收錄數目亦無定論,有些連頁數也不能確定。因此,此藏之譯刻過程及經文內容,今人所知仍十分有限。二○○二年,《滿文大藏經》於北京重印出版,外界始有機會較為全面、整體性地認識此部大藏。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原印本三十二函,又購藏二套重印本,提供學界便利的研究環境。
    本文討論其中一部《救護日食經》即沒有對應的漢文經典,且筆者發現接續此經的,尚有另一部不見於目錄的《救護月食經》,茲就此現象考察《救護日食經》的譯編情形。考察結果確定此經譯於乾隆四十年閏十月二十四日(1775年12月16 日),而是年曾出現兩次日食。乾隆皇帝不僅敕譯滿文《救護日食經》,又重新安排它在全藏中的位置,此事例具體反映他高度參與此藏的譯編過程;復參照當時的救護儀式及諭旨,亦可證實日食現象對乾隆皇帝有著深刻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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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康里巎巎(1295-1345)行草書分期與風格溯源:再思元代非漢族書家的「漢化」問題

    盧慧紋 康里巎巎(1295-1345)字子山,號正齋、恕叟,康里氏,是元代中期著名儒臣與書家。他在書史上享有極高名聲,元時與趙孟頫(1254-1322)並稱,後世亦讚頌不絕。自二十世紀初以來,巎巎同時也是蒙元時期非漢族人士「漢化」(或稱「華化」)的重要代表。巎巎的書法十分多樣,目前得見之作品中不僅有尺牘與書詩文,還包括為數不少的碑銘;書體涵蓋大小楷、行書、狂草與章草;書風則涵融南北傳統。這種情形一方面反映了原本專屬於漢文化的書法藝術在蒙元社會中的重要性不僅沒有消減,還積極扮演多種角色;另一方面則顯示當時書壇上各種傳統勃興,並存發展,並非全然一同。然而一般學者對巎巎書法作品的探討仍嫌表面,甚至有不少錯誤;「漢化」的論述模式亦有明顯的侷限性,不僅只重視單向的文化傳播與接受,且無法呈現蒙元時期士人文化及書法傳統本身的多元性與區域差別。本文以巎巎最為後人熟悉、評價最高的行草書作品為焦點,全面整理目前得見之行草書二十五件,進行考證、訂年、風格分期與溯源,並探討其多元風格表現在元代書法史及文化史上的意義,藉此一方面補前人未盡之處,另一方面期能有助於思考蒙元多族士人圈的複雜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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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石濤自寫種松圖小照研究:兼述他的自我形象

    王耀庭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石濤〈自寫種松圖小照〉,成於康熙十三年(1674),時當石濤與法兄接掌廣教寺。此畫的研究,原收藏者羅家倫,寫了他得此卷的緣由,錄寫了畫中的款題,及有法兄喝濤。張大千以此件為真;另有些學者對此卷持疑,以臉部的描繪出於職業畫家之手。石濤能否畫像,應無疑義。石濤〈五百羅漢四屏〉寫道「阿長自像」。上海博物館藏石濤〈致哲翁書翰〉,寫道:「尊六兄小像,已草草而就。」石濤是能畫人像的。「臣僧元濟」的用印,此「臣」是秦漢的古用語,自我謙稱。
    石濤以第一人稱的題識詩文,每每暗示畫中的點景人物,就是自我形象。佛道及皂帽蒙頭、明代服裝等等交相運用,畫出了一生隨情隨境,其生平經歷,可以「以圖做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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