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可可中國風在清宮的接受與轉化──以「飛蛇」簪為例
白顏慈
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礎上，觀察到國立故宮博物院收藏的一件〈銀嵌玻璃蛇式簪〉，該簪上面所謂的「飛蛇」，具有西洋龍造型。在查對《內務府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歐洲作坊紀錄以及清宮進口鐘錶收藏之後，筆者發現乾隆皇帝（1735-1796 在位）下令拆下歐洲鐘錶配件，並將其改製成后妃使用的〈銀嵌玻璃蛇式簪〉，而此鐘錶配件正是來自英國詹姆斯．考克斯（James Cox, 1723-1800）作坊獨特的西洋龍造型，此外，相關檔案紀錄中也顯示有乾隆皇帝下令改製西洋鐘錶配件的案例。
筆者進行資料排比，首先釐清難以定年的一批清宮簪飾，探索其可能生產的年代、產地與運送路線，以及可能持有簪飾的后妃。據此，追索簪飾的「飛蛇」造型可能源自歐洲自然史中重要著作—葛斯納（Conrad Gessner, 1516-1565）的《動物誌》（Historia Animalium, 1551-1558/1587）。再者，藉由認知心理學裡「基模」（schemata）的概念與跨文化認知研究，結合筆者所觀察到的視覺線索，試圖理解乾隆皇帝這一跨文化行為背後的原動力。
透過此類簪飾的研究，有助於我們深入理解十八世紀中期清宮在皇權積極介入下，將歐洲時興的洛可可中國風（Rococo Chinoiserie）引入清宮。而歐洲人則挪用自身文化中的造型，並轉變既有形象，營造出具有中國風的工藝品，試圖迎合消費者的文化傾向。在貿易至東方後，歐洲中國風工藝品又再次被清宮用自身文化的認知基模所接受，從而揭露了簪飾背後所隱含文化交流的多重意義，包括歐洲寶石鑲嵌工藝、運用自然史知識設計工藝品，以及歐洲洛可可裝飾風格如何傳入清宮成為女性裝飾等。再從十八世紀清宮對舶來品的挪用、改製到轉化的歷程，我們可以看到清宮藝術納入新簪飾母題（motif）、造型以及風格的樣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