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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宮學術季刊-卷期總覽

第39卷第3期

  • 從告身到法書:徐浩〈朱巨川告身〉卷研究

    王廷君

    (傳)徐浩(703-782)〈朱巨川告身〉卷現藏於國立故宮博物院,為唐代朝廷任命朱巨川(725-783)為大理評事兼豪州鍾離縣令的公文書,書於唐代宗大曆三年(768),其書風端正渾厚,是重要且珍稀的傳世唐代法書代表之一,在後代流傳甚廣。此卷備受歷史學界與書法史學界關注,前者從古文書學與唐代制度史的角度出發,將之與出土材料互證;後者關注書者問題。然而關於此卷的格式、內容、書法風格以及鑑藏史等各方面,尚未有深入整體的探討。特別是此卷的性質有別於其他唐代法書,它原是一件公文書,歷經鑑藏家逐步建構,才轉變為備受尊崇的法書。在漫長的過程中,元代是關鍵的轉變期,書家鮮于樞(1246-1302)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然此面向至今仍未見充分討論。

    本文從〈朱巨川告身〉卷作為公文書的層面切入,藉由唐代告身制度與其他告身材料確定此卷的可靠性,並探討其現狀、形式與內容;接著擴展到書風與書者的問題,將此卷放在盛、中唐時期的書史脈絡下尋找其定位。最後,梳理此卷在宋元明清歷代的遞藏情形,從接受史的角度探討其書史地位建構的過程。本文嘗試解決過去學界對〈朱巨川告身〉卷格式、內容、書者與書風的爭議,並期望能補充對此卷性質轉變與書史地位建構過程的認識,以開啟更寬廣的研究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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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式:PDF 檔案大小:4 MB 下載次數: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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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敦煌本《曆代法寶記》中禪宗諸祖師的傳記敘述與神異傳說之考源

    楊明璋

    本文以保唐宗(淨眾宗)燈史《曆代法寶記》中禪宗初祖至六祖的傳記敘述為中心,與北宗燈史《傳法寶紀》、《楞伽師資記》及南宗語錄《南陽和尚問答雜徵義》比較,發現後出的《曆代法寶記》與三部典籍均有近同之處,尤其是《南陽和尚問答雜徵義》。這意味《南陽和尚問答雜徵義》是《曆代法寶記》撰述禪宗諸祖師傳記時甚為依賴的參考文本或二書有更早的共同參考文本。進一步考究《曆代法寶記》禪宗諸祖師傳記中的神異敘述,知其部分有更早的張本,如來自《續高僧傳》、〈六祖能禪師碑銘〉、《佛本行集經》、《付法藏經》。且謂達摩食毒後吐蛇一斗、惠可斷臂與受戮均流白乳的神異敘述,在釋教中均有象徵意義:流白乳象徵忍辱苦行,蛇則是瞋恨與妒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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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洛可可中國風在清宮的接受與轉化──以「飛蛇」簪為例

    白顏慈

    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礎上,觀察到國立故宮博物院收藏的一件〈銀嵌玻璃蛇式簪〉,該簪上面所謂的「飛蛇」,具有西洋龍造型。在查對《內務府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歐洲作坊紀錄以及清宮進口鐘錶收藏之後,筆者發現乾隆皇帝(1735-1796 在位)下令拆下歐洲鐘錶配件,並將其改製成后妃使用的〈銀嵌玻璃蛇式簪〉,而此鐘錶配件正是來自英國詹姆斯.考克斯(James Cox, 1723-1800)作坊獨特的西洋龍造型,此外,相關檔案紀錄中也顯示有乾隆皇帝下令改製西洋鐘錶配件的案例。

    筆者進行資料排比,首先釐清難以定年的一批清宮簪飾,探索其可能生產的年代、產地與運送路線,以及可能持有簪飾的后妃。據此,追索簪飾的「飛蛇」造型可能源自歐洲自然史中重要著作—葛斯納(Conrad Gessner, 1516-1565)的《動物誌》(Historia Animalium, 1551-1558/1587)。再者,藉由認知心理學裡「基模」(schemata)的概念與跨文化認知研究,結合筆者所觀察到的視覺線索,試圖理解乾隆皇帝這一跨文化行為背後的原動力。

    透過此類簪飾的研究,有助於我們深入理解十八世紀中期清宮在皇權積極介入下,將歐洲時興的洛可可中國風(Rococo Chinoiserie)引入清宮。而歐洲人則挪用自身文化中的造型,並轉變既有形象,營造出具有中國風的工藝品,試圖迎合消費者的文化傾向。在貿易至東方後,歐洲中國風工藝品又再次被清宮用自身文化的認知基模所接受,從而揭露了簪飾背後所隱含文化交流的多重意義,包括歐洲寶石鑲嵌工藝、運用自然史知識設計工藝品,以及歐洲洛可可裝飾風格如何傳入清宮成為女性裝飾等。再從十八世紀清宮對舶來品的挪用、改製到轉化的歷程,我們可以看到清宮藝術納入新簪飾母題(motif)、造型以及風格的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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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世變下的踽踽獨行:溥儒馬畫研究

    魏可欣

    本文觀察到舊王孫溥儒(1896-1963)馬畫畫題背後二股不同的作用力,其一為溥儒特殊的階級性與民族性所涉及滿族的騎射教育及漢文化教育;其二為時代性維度,即民國初年繪畫變革潮流及溥儒渡臺的影響,因此,擬經由對其馬畫風格及畫論的相關探討,試圖釐清溥儒馬畫所蘊示的相關意涵。本研究認為,大清的易代之變,遜清貴胄的若干成員轉以鬻畫賣文為生,順應藝壇所推崇郎世寧(Giuseppe Castiglione, 1688-1766)馬畫的寫實畫風,自然地將成長過程曾接受過的藝文陶養轉為文化技能,畫馬、出售馬畫,顯現馬畫長才。綜觀溥儒同宗的遜清貴胄或同時代的畫馬名家,或多或少皆曾受到郎世寧時風影響,不過,溥儒馬畫或《寒玉堂畫論》中〈論馬〉似乎有意地「迴避」郎世寧。事實上,溥儒馬畫風格,隱含著其面對西方勢力所遭受的國變挫傷,是以,於馬畫中,溥儒不僅對往事作鄉愁式的回顧,投射滿人騎射文化語境的訴求,更進一步運用古代風格與文本內容叩問世變與創新的辯證關係,幽微地以滿漢文化的合縱連橫之姿,抗衡、博弈著近代西方文化的猛烈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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