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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宮學術季刊-卷期總覽

第36卷第2期

  • 乾隆時期掐絲琺瑯的轉變──以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品為中心

    胡櫨文

    乾隆時期的掐絲琺瑯器是傳世作品中數量最多、風格最為明確的一批,學者曾試圖分析這批作品的類型,惜至今對此時期掐絲琺瑯工藝的研究多僅就風格及器形進行初步討論,並無專文論述。本文在過往研究的基礎上,首先欲探討此時期掐絲琺瑯工藝的製作技法與作品風格的關係,釐清帝國經濟和工藝發展的連結;其次,經由梳理乾隆皇帝收藏掐絲琺瑯器的脈絡,分析其鑑賞觀,解讀乾隆時期掐絲琺瑯器在文化史上與前朝的異同。
    乾隆時期無論是對琺瑯色料燒造技術或銅礦進口均有一定程度的掌握;同時,鍍金技術亦受藏傳佛教影響而臻上乘。在皇帝個人篤信藏傳佛教並延續明代宮廷使用掐絲琺瑯器作為奢侈品的時空脈絡下,掐絲琺瑯燒造數量漸增,運用範圍亦擴及皇室生活的不同層面。因燒造技術成熟、材料來源穩定,使乾隆時期得以產造更為多彩、尺寸龐大並鍍金璀璨的掐絲琺瑯作品。此外,在乾隆皇帝以多寶格、百什件及配匣等不同收儲形式整理藏品的過程中,掐絲琺瑯也成為內府製作賞玩器的選項之一。這使我們得以在乾隆皇帝未撰文說明其對掐絲琺瑯工藝看法的情況下,能經由分析清宮舊藏掐絲琺瑯器的陳設與收儲方式,判斷乾隆皇帝對掐絲琺瑯器的想法。從結果來看,乾隆皇帝不僅妥善收藏內府燒造的景泰款掐絲琺瑯器,也給予部份乾隆年款掐絲琺瑯器同等於畫琺瑯、廣琺瑯之收納規格。其中,西洋風格掐絲鑲嵌畫琺瑯與藏傳佛事用器,及仿青銅器形和明代作品的掐絲琺瑯器是最受皇帝珍賞的類型。
    透過本文的整理,我們可了解乾隆時期掐絲琺瑯工藝的產造狀況,並更細緻地認識該批作品如何體現乾隆時期延續前朝工藝,並揉合歐洲、西藏、漢民族及滿蒙文化等不同因素,造就豐富多變的作品樣貌。藉此釐清宗教信仰、皇室生活、晚明賞鑑觀等不同因素對乾隆皇帝的影響,及該時期何以能夠締造掐絲琺瑯生產的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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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談國立故宮博物院之百什件收藏──以乾隆八年(1743)重裝百什件為例

    侯怡利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有許多箱匣盒,裡面收有各式古玩,被稱為「多寶格」。其中有件在乾隆時期被命名為〈集瓊藻〉,在檔案中,〈集瓊藻〉這類箱匣盒都被稱為「百什件」。釐清長久以來「百什件」與「多寶格」的不同,是本文的目的之一。
    透過檔案與現存實物對照了解「百什件」,將焦點放在乾隆八年乾隆皇帝所重新裝配之 9 份百什件,其中 5 份從名字對照為本院所收。此時間點,不僅提供百什件重裝的清楚年代,亦是百什件定年的重要年代。從蟲蛀的近因瞭解百什件為何重裝,到五日一看的規定,可知乾隆皇帝對於各種細節的重視,確實看到這些百什件製作上的精美與考究,同時也建立了乾隆朝樣式的百什件,由外箱選擇,到內部古玩的確定,再搭配座架或屜板,甚或名色摺子及外套箱,都可以看到乾隆皇帝的用心與堅持,以及重裝時乾隆皇帝的種種要求,對於百什件製作的影響。
    藉由院藏 5 份百什件之研究,可從內而外看到乾隆皇帝初期對於「百什件」的整理,甚至可以以此做為訂年之基準,對於認識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百什件」提供基礎知識,做為瞭解其餘百什件,是如何依循先前所建立之製作原則不斷複製及模仿,創造出許多令人驚艷的作品。此外,從這些「百什件」的重裝過程與呈現出的各種類型,來了解乾隆時期百什件製作的歷程與基本樣貌。透過本文可對院藏此類有趣且包含各種工藝的「百什件」能有更清楚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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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煙江疊嶂圖〉與董其昌的政治隱情

    孫明道

    在董其昌(1555-1636)的藝術世界中,圍繞〈煙江疊嶂圖〉的書法與繪畫創作,值得注意。一方面,作為有影響力的鑒賞家和借古開新的藝術家,董其昌試圖通過藝術實踐建立與古人及古代作品之間的聯繫;另一方面,作為晚明時期身處政治漩渦之中的官員,董其昌並非如朋友吹噓的那樣對於個人得失不起情感波瀾。〈煙江疊嶂圖〉作為一個把蘇軾(1037-1101)、王詵(約 1048- 約 1104)、王定國(約 1048- 約 1117)聯繫起來的藝術事件,所透露出的政治背景及藝術態度,為人重視。在特殊時期,董其昌通過持續不斷的〈煙江疊嶂圖〉的書法或繪畫創作,進行他與相關藝術史、政治史的主動聯繫,並以此抒發個人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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