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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宮學術季刊-卷期總覽

第37卷第4期

※本專號為2019年8月22日至23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與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辦之《皇朝禮器圖式》國際學術研討會的部分成果,歡迎參閱會議相關報導

  • 略談乾隆後期民間藏帖與碑學發展之關係──兼論洛陽體之文化意義

    何炎泉

    魏晉南北朝時期南北書風的相似並非偶然,透過風格分析發現,洛陽體楷書所展現出來的正是南方的「羲之新體」書風。王羲之(303-361)新體在過去帖學中逐漸被剝除的雄強風格,因緣際會地讓清代碑學家在洛陽體中找尋到,鄭重介紹到書法史上,成就了碑學偉業。這些重要的碑學家幾乎都與畢沅(1730-1797)、陳淮(1731-1810)與梅鏐三大收藏家族有著密切關係,顯示清代碑學的出現與傳統的帖學涵養息息相關。本文除了從三大家族的收藏活動來考察傳統碑帖收藏與品評對於碑學形成的影響,同時也重新思考備受碑學推崇的洛陽體在書法史上的文化意涵。傳統書史上尊崇二王的思想,在碑學理論中似乎被一刀斬斷,然而砍去正是被翻刻帖學汙名化的「偽二王」,反而讓碑學成為在本質上更接近王羲之本來面目的真正「帖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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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五供與國家祭儀

    姚進莊

    香爐與其他的供器很早就一同使用於祭壇上,特別是在明清時期形成了一套標準的供器組合,即包含有香爐、二座燭台與二件花瓶的五供。此器群雖十分通俗,但它在國家祭儀中的使用似乎已具有一定的標準與規範。耐人尋味的是,在乾隆時期的禮制改革中,唯有五供並未涉及禮器與祭器的形制變革,且未出現在《皇朝禮器圖式》之中。儘管如此,五供在國家祭儀的使用脈絡裡,仍能為人們如何看待祭壇陳設與祭祀此一問題提供一些線索。本文藉由探討五供,說明中國禮儀祭祀的物質文化如何在無顯著思想與理論變革之中煥發振興。

  • 五供與國家祭儀

    姚進莊

    香爐與其他的供器很早就一同使用於祭壇上,特別是在明清時期形成了一套標準的供器組合,即包含有香爐、二座燭台與二件花瓶的五供。此器群雖十分通俗,但它在國家祭儀中的使用似乎已具有一定的標準與規範。耐人尋味的是,在乾隆時期的禮制改革中,唯有五供並未涉及禮器與祭器的形制變革,且未出現在《皇朝禮器圖式》之中。儘管如此,五供在國家祭儀的使用脈絡裡,仍能為人們如何看待祭壇陳設與祭祀此一問題提供一些線索。本文藉由探討五供,說明中國禮儀祭祀的物質文化如何在無顯著思想與理論變革之中煥發振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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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清代朝珠研究的再省思

    陳慧霞

    佩帶朝珠是清代官方服飾制度極為特殊之處,本文在學者研究的成果上,重新梳理史料與檔案,比對朝珠實物的工藝及形制,從歷史發展的脈絡就三個面向進行討論:一、藉由朝珠的正名,說明朝珠始終兼容宗教與政治兩種性質;二、從清王朝與蒙古、西藏在藏傳佛教信仰上的互動,探索朝珠樣式形成的過程如何援引宗教的元素,轉化為政治的符號;三、藉由朝珠使用群體的變遷,窺探具有闡釋權的統治者如何形塑朝珠在官方服飾中的角色。
    朝珠自始至終都兼具宗教與政治的色彩。其樣式早期受到蒙古數珠的影響,和宗教性數珠沒有明顯的區別。清王朝自順治朝(1643-1661)入關以後,統治對象擴大,涵蓋以儒家文化為背景的漢族,在兼顧數珠的宗教性原則下,增飾背雲,發展出制度化的形制,賦予數珠政治性意涵。繼之,雍正朝(1722-1735)的正名從「朝裝嚴數珠」演變出「朝珠」一詞,是進一步為朝珠的政治身分取得名符其實的地位。
    朝珠使用群體的變遷,早期為皇室與滿族貴族,康熙朝(1662-1772)擴大到中上品級的文武官員,是以國家重要官員為主體;雍正朝初年以後,加入紫禁城內與皇帝生活或文書相關的基層職官;乾隆朝(1736-1795)初年以後,隨著朝臣逐漸內廷化與近侍化的發展趨勢,朝珠成為隨侍皇帝大臣必備的配飾,遂使准用朝珠的群體超越官制品級的限制,成為皇帝親信的象徵;再加上禮部參與典儀人員,均須整齊劃一的掛朝珠,進一步傳達出佩帶朝珠與皇權、皇帝個人及其治術的密切連結,是以朝珠為符號,圈劃出一個高度以皇帝為中心的政治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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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皇朝禮器圖式》的滿蒙西域西洋等因素探究

    林士鉉

    乾隆皇帝即位之初為了實踐崇儒重道,即命纂修禮書,並且陸續規範各種儀典及器用。乾隆十三年(1748)正式著手製訂祀典祭器,繪圖備覽,便逐步完成包括祭器、冠服、樂器、儀器、鹵簿、武備等六大門類的圖譜、圖說;其後進一步諭令將各類彙為一帙,纂修刻本《皇朝禮器圖式》,廣傳這一部內容完備的禮圖。雖然,乾隆朝的禮樂新制仍是以古為範、則古考文之舉,若細究《皇朝禮器圖式》的內容,可知除了加入儀器、武備如此不同於古典禮樂的門類及器樣,更包括諸如滿、蒙、西域、西洋等「非漢」因素。尤其乾隆皇帝特別指出衣冠服儀仍依本朝之舊,而不改行漢式衣冠,又把整部《皇朝禮器圖式》視為滿洲傳統的實踐。《皇朝禮器圖式》歷時多年纂修,還與乾隆二十四年(1759)十月宣諭中外平定回部告成有密切關係,從《皇朝禮器圖式》的內容即可發現大量的西域因素。是故,本文主要重點說明《皇朝禮器圖式》的修纂過程中,有關滿、蒙、西域、西洋等因素及現象,除提供理解《皇朝禮器圖式》的多元角度,亦應有助於認識乾隆朝禮樂政治文化之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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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從「器」到「禮」的實踐:乾隆朝《皇朝禮器圖式》中的祭器

    施靜菲

    本文透過分析《皇朝禮器圖式》的祭器篇章,討論乾隆皇帝及其幕僚團隊如何貫徹「依古制更新」的理念,重新詮釋古禮器,以達到「禮」的實踐。首先,由「器」與「圖」的關係切入,注意到《皇朝禮器圖式》中的祭器描繪,重視圖繪「器」的標準化與原則性,而非具有個別性或獨特性的單一物件。這在彩繪本的《皇朝禮器圖》冊中表現更加明顯,器物表面處理光滑無瑕,精準表現可作為規範定式的理想重器代表。
    再者,從整體脈絡觀察到乾隆朝祭器改造工程中,幾個值得注意的重點。一、使用名實相符的「古禮器」,才能展現敬意。對於前代(明朝)使用瓷碗盤作為祭器之事,不以為然。二、雍正朝製作送給曲阜孔廟的成套銅質釋奠儀器,是此工程中的重要啟發及基礎。然國家儀典祭器的擘劃,在規模及設計概念上實有超出文廟祭祀的整體性綜合考量。三、看似龐雜的祭器系統,卻是將原來宋元禮書中的繁複器形,統整簡化為 14 種器類,應用在國家重要儀典中,劃一感強烈。四、乾隆朝祭器系統較之前代強調更精準細緻的等級區辨,形式與色彩被用來作為操控位階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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